日本基督正教會在台灣的傳道事工

中文翻譯由台灣基督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座)提供。
作者 塚本 善也

眾所周知,1895年(明治28年)甲午戰爭後,中日締結了馬關條約,日本就此取得統治台灣地區的權利。

當時漢人和原住民族之間的武裝鬥爭,為台灣總督府所面臨的問題之一。

總督府雖採取了武力鎮壓,但另一方面,也逐步藉由教育和宗教教化居民。彷彿呼應總督府的統治策略,屬神道教的天理教和金光教、佛教的本願寺派和日蓮宗、日本基督宗教各派都陸續來到台灣。

台灣割讓以前,基督宗教中的天主教教會(舊教)與長老教會(新教)早已在台有廣泛的傳道活動。割讓以後,日本的基督宗教各派中,最早開始傳道活動的是1896年的日本基督教會,其次是日本聖公會——於1898年在台北設置教會,接著又將教會勢力擴及至台中、台南等地。

根據內務省的調查,1900年「宗教統計」項目中,日本基督正教會(更準確地說,應稱為日本教區,而日本教區當時隸屬俄羅斯正教會,但以下我們都以「正教會」簡稱)的信徒人數,是僅次於天主教(53,924名)的第二位(25,231名),1在日本本土,其教會勢力號稱要勝過日本基督教會和聖公會。但在「新領土」台灣,正教會卻遠遠落後這兩個教派,為什麼呢?這是本文的第一個問題。

究竟正教會到台灣傳道之前,有過什麼樣的經過,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要傳道呢?而被派遣的司祭和當地的信徒又是什麼樣的人呢?在台灣是否有俄裔信徒呢?本文將要對以上幾個問題作說明。

 

正教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台灣傳道呢?筆者希望先從這點開始說明。

總督府發行的《台灣事情》中,有這樣的記載:「希臘正教之傳道,乃大正四年(西元1915年)以來之事。當時雖於台北及嘉義兩地嘗試佈道,但卻那麼不普及」2。雖然我們不清楚是什麼事件使得這一年被視為傳道的開始,但後來我們得知,大正4年(西元1915年)這年正式派遣真木多馬(恒太郎)司祭來台。但真木多馬司祭並不是第一位被派遣來台的司祭,且在前任司祭來台前,已經有傳教士來台。3關於此事,我們有必要上溯至大正4年以前,在東京神田 「基督復活」主教座堂所舉行的「台灣傳道」會議。

據筆者所知,《正教新報》最早刊登與台灣傳道事工相關的報導,是在1901年9月1日,第498號,水島以賽亞(行楊)所著之〈歡送湯川西滿神父至台灣〉。湯川西滿(謹治)司祭為訪問在台信徒及傳道事工,至台視察,而本報導是根據其敘述寫成:「台灣傳道之呼籲,於數年前已聞其高聲,即自彼地成我皇土以降已有高呼」(第5頁)。以此開頭之主張如下:雖說台灣已成為新領土,但實際上仍猶如外國,應更加謹慎了解當地狀況後,再作出擴大傳道事工之決定。

從水島弟兄的文章可知,在台灣已有正教信徒,且已有人送出徵求傳道士和司祭的請願書。在日本正教會大會上(該會總是於「基督復活」主教座堂舉行),台灣傳道積極派和謹慎派之間產生了意見的分歧。積極派的主張:「台灣在政治、軍事、工商等領域,都支持著新日本,既同為日本國,沒有派一位正教傳教士到台灣,是可恥的,況且在這一個渾沌的時代,正是傳道事工不容落後的時期。換言之,到台灣傳道是為了擴大正教的傳道範圍。

那麼,教區支柱聖尼古拉又是怎麼想的呢?我們能確定的是,他當時也有赴台灣傳道的念頭。聖尼古拉在本會議上朗讀了台灣信徒的請願書,讀畢,他表示:「台灣亦為日本之領土,我等斷不能僅顧及北海道之傳道事工,而將台灣置之不理」4。聖尼古拉為了台灣的傳道工作,派遣了湯川神父至台灣實地視察,準備等視察報告出爐後再決定今後的方針。

實際上,聖尼古拉一開始指定的並非湯川神父,而是澤邊保羅(琢磨)司祭。說到澤邊神父,他是聖尼古拉的第一位慕道者,在教會也特別被看重。1835年出生的澤邊神父,此時早已年過六十,而聖尼古拉仍敢於派這樣的人,可見他對台灣傳道一事的重視。然而,澤邊神父因為個人健康因素,婉拒了這項任務。

1901年10月15日,經過了一個月的視察,湯川神父歸國,但他的報告內容卻不如聖尼古拉的預期:報告中以強烈的口吻訴說對台北信徒的不滿、不信任——就我們閱讀湯川〈台灣視察談〉所見,原因有二。

其中一點是,幾乎每年都送出請願書的松平雅柯夫(慶宏)(關於他的事蹟請見本文後述)當時不在台北。另一點是,在湯川神父抵達台北的隔日,隨即開始拜訪信徒,「然無論何者,皆似因余此次渡台事出突然,對參與聖事毫無事前準備」5

〈台灣視察談〉中並沒有紀錄松平弟兄不在的原因,以及信徒間為何有聯絡障礙。我們雖很能體會湯川神父的心情,但該報告造成之後在台傳道事工之延宕。而這份報告對聖尼古拉造成的影響,從以下發言便可明白;1903年的會議上,針對台灣傳道議題足足議論了兩小時半,聖尼古拉在會議上表示:

台灣之事,已議論數年而非始於今年,二年前年初論及此問題時,我心急如焚,於諸君議論之時,我即已決心派遣司祭至台。無論如何,信徒無論何人皆為主基督之子,因此,我等不應吝其所費。湯川神父既已歸來,出其紀錄並詳述事情,而予則非僅耳聞,並自行記述且保存之。予聞湯川神父之覆命,雖感意外… 故擇本地之傳道者而遣至彼地,以致造成本地教會之困擾者,事則不可(…)6

於是派遣司祭至台灣一事,暫時打住。然而,聖尼古拉並未放棄在台傳道事工。1903年9月2日,他於日記寫到:「信徒熱切懇求差派司祭至台,且非湯川西滿神父不可,而我等會議之決議也傾向於此。」7而後來湯川神父至台灣之傳道事工似乎相當順遂,聖尼古拉的心情也再度回轉。

再讀聖尼古拉1903年11月4日的日記:「身在台灣的湯川西滿神父於信中寫到,他在台灣受到信徒熱烈歡迎。新接受神父浸禮的有七人,其中的成人是接受了松平(現姓丹羽)雅柯夫之教義訓練。湯川神父到台灣島的消息及所有的行動皆受到當地報紙報導,而他的來信還附上這些報導的剪報,其中提到『有必要派遣傳道士至此地(應從何處徵求呢?)我已答應台灣信徒了。』他表示詳細情形需等他回來後再說明。」8

過去被視為慎重派的湯川神父,竟催促派遣神職人員至台,這說明他對台灣信徒有了好印象,且在參加會議之前就與台灣信徒立下約定,顯得操之過急,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或許可說,他在相當程度上已被台灣信徒的熱忱打動。

探究上述過程,可以想見,派遣司祭常駐台灣一事指日可待。然而,該項目標之實現,不得不等到數年以後——主要的原因是1904年2月10日開始的日俄戰爭。戰爭直接衝擊了正教會的財政(但不僅止於此)。由1906年日本正教會大會紀錄中聖尼古拉的發言可以窺知:「大主教謂,經其認定為必要,若經費之情況允許,不得不暫派湯川神父短期訪台。」9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有必要結合日俄戰爭對台灣造成的影響來多方面檢討,但這已超出本文研究範圍,希望利用其他機會再來討論。

之後,台灣正教會有一段期間似乎無明顯變化。時光流逝,很快又到了1911年的日本正教會大會。今年,發言者全都熱切央求派遣司祭至台,彷彿慎重派完全銷聲匿跡。湯川神父也如此回應:「今年若不派遣司祭至台,想必將令彼等失望」。於是,「派遣司祭至台一事,因大會參與者一致通過而無一人之反對,故予以認可」10。這正是與前述基督宗教諸派相較下,正教較晚投入在台傳道之因。正教開始在台拓大傳道,已是日本治理台灣的第16年(1911年以前派來的司祭,都只是短期來台,1911年開始有司祭常駐台灣)。

 

而被派遣至台灣的司祭是誰呢?接下來筆者將針對這個問題來作探討。

在《正教新報》第736號中,「大會重要記事」專欄有一篇題為〈台灣傳道開始〉的報導,當中提到:「今年大會將移民至台信徒之請願納入考量,決議派出一名司祭——越山傳道士」11。這位越山提多(照)傳道士,正是首任的台灣常駐司祭。

越山弟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詳12。其父岩藏保羅,原本是越後高田城之榊原家的藩儒。明治維新後,接受東京的佐藤司祭浸禮,岩藏保羅成為一名傳道士。岩藏保羅傳道士於42歲英年早逝,而越山提多則為繼承父業而入了神學院。1897年越山提多弟兄畢業後,成爲下谷教會的傳道士,並於1911年晉升為司祭。換言之,是為了派遣他到台灣才將他晉升為司祭。赴任之際,越山提多傳道士曾言:「思及職分不當如我者,得獲選司祭之任,實為我之名譽,亦為既逝先嚴之光榮」13

1911年7月31日,越山司祭抵達台灣基隆。就任不久的越山司祭在台灣之活動,在《台灣日日新報》上也有紀錄,全文如下:

基督正教會宣教師越山照師,於日前十四日赴台中,開設正教堂區,並以之為本部,漸次令傳道師駐留台北、台南、其他全島樞要之地,理當力圖正教之弘布。正教乃所謂東方希臘正教,越山照師赴台前已由尼古拉大主教舉為司祭之職,此回又得任台灣專任司祭,凡此皆如既報所示。又居於本島者,復重為正教信徒者,有以齊藤秘書官、柵瀨代議士為首,及其他五十餘名14

越山提多在台擔任司祭之任期,我們無法確定,但他歸國的日期卻是意外地早。1911年8月1日的「全國各教會神職者配置表」中,載有身為台灣佈道者越山提多的名字。然而,第二年(1912年)8月1日的配置表上,卻沒有他的名字——亦即他赴任後不到一年即告撤回。越山提多返國之原因不明,但之後的紀錄曾提到「因染病而不得不歸國休養」15;另外在他赴任後不久的信件中,曾寫到「當地日中溫度可達(華氏)93度以上,著實令人難以承受」16。也許是他無法適應台灣的氣候水土所致。

被指派替代越山神父的,是當時長崎正教會的管堂司祭高井安東尼(萬龜雄)司祭。關於高井神父,因為他較為人熟知,所以筆者在此僅簡單敘述。

明治末期,高井安東尼神父已被任命為大司祭,比為了赴台灣傳道而獲晉升的越山神父之地位要高,所以或許可說,台灣正教會的層次被提高了。然而,高井神父基本上仍是住在長崎,只是一年赴台一次而已。因此對渴求常駐司祭的信徒們而言,顯然這不是個令人滿意的人事調度。

高井大司祭於1913年(大正2年)2月4日至3月7日,以及隔年的2月28日至3月31日,曾兩度來台。關於他各年度來台時每日所參加的活動,《正教時報》有作相當詳細的報導。探討他所致之處,可以大致上可以掌握當時信徒的居住地;粗略列舉如下:1913年2月7日,基隆、台北。12日,苗栗。13日,台中。17日,打貓(今嘉義民雄鄉)。18日,台南。19日,高雄。20日,阿緱(今屏東)。隔年1914年,行程幾乎相同。

雖然台灣地區被認為之後也會由高井神父負責,但情況卻突然發生變化——1915年9月《正教時報》提到:「真木神父不辭一己老體之尊身,猛然自請赴台灣傳道」18。雖不清楚其動機,但後來真木多馬(恒太郎)司祭自德島轉任至台灣、取代高井神父。

真木直到1930年(昭和5年)年11月27日與世長辭以前,都留在台灣。在此簡單介紹真木多馬神父的經歷:為伊予縣西條藩莊屋家的第八子,1880年左右畢業於東京神學院。真木多馬神父曾擔任名古屋、德島、高崎等地的主堂神父,「大正4年(1915年)向大會請求赴台灣傳道獲准」。於是,他「奮勇出征傳道困難之殖民地,構居嘉義以為本城,爾來駐留台灣而奮鬥努力,卻因內外種種障礙,未有顯著成功,然其使該地之正教信徒參與聖事,又給予教訓與安慰,實有如大海之燈塔」19

雖我們不清楚「內外種種障礙」為何,但根據《正教時報》,確實難以否定「未有顯著成功」這句話——幾乎沒有真木神父在嘉義據點活動的相關報導。以地方鄉鎮嘉義為根據地,而不是台灣首都台北,這被認為是無法獲得顯著成功的原因之一。

然而為何會選嘉義呢?嘉義為阿里山檜木大規模加工中心(被稱作「東洋第一」),阿里山木材、批發商群聚,有許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在這裡興盛發展20。總督府所編之《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中,記載有關「希臘(正)教」以下資料21

教會 信徒(日本人) 堂區牧者(日本人)
台北 1(獨立自給) 68 1
嘉義 1 61 1

雖然筆者未調查信徒是否從事木材業,但嘉義僅次於台北,是全台信徒人數第二多的地方。真木神父會以這裡為據點,或許與此有關。奇怪的是,高井神父1913年、1914年兩次來台,都略過了嘉義。是否在那之後,信徒集體從日本本土搬到當地居住?筆者希望將此作為今後研究的課題。

嘉義被選上的另一個理由,筆者推測,是因為台北已有松平雅柯夫傳道士。雖說松平弟兄僅是一位傳道士,他卻早已是台灣正教會的中心人物。根據上述紀錄,1919年台北堂區已獨立自給22。當然,獨立自給之堂區同時擁有司祭和傳教士的例子並不罕見。但對真木神父而言,以新司祭的身分,進入一個在明治中期松平傳道士就已開始服事的堂區,或許有些不妥。二人分擔台灣堂區的結果,會被認為全島欠缺統整。

真木神父過世後,大會再次決定派遣高井神父前往台灣。高井神父和從前一樣從長崎出發,一年到台灣一次,走訪台灣各個正教會。1932年(昭和7年)9月20日發行的《正教時報》第9號第28頁,曾如此報導:「若信徒之住所不明,來自日本本土之傳道士、信徒盡力協助高井神父,提供高井神父在台信徒之姓名、住所地址」。可見此時,還未能掌握全台信徒的資料。雖然當時台灣是一個人口頻繁遷徙的殖民地23,但連絡資訊未能確立一事,讓人對組織的紀律統整產生疑慮,不得不承認,這不僅僅是司祭一個人的責任,也顯示信徒們的支持不足。

接下來,下章我們把重點放到探討正教在台信徒,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們,又從事哪些活動?

 

台灣有多少正教徒?依文獻紀錄之不同,其資料有所差異,要掌握確切數字實在很困難。我們從總督府編的《台灣事情》中來看看:

信徒
日本人 台灣人 外國人 合計
1916年末 100 0 0 100
1925年末 133 10 0 143

其他文獻中,1933年末的信徒人數為:日本人152人、台灣人17人,合計169人24。試比較1925年當時其他基督宗教的信徒人數(出自《台灣事情》):

信徒
日本人 台灣人 外國人 合計
長老教會 1 31,110 45 31,153
天主公協會 209 5,495 28 5,732
日本基督教會 1,027 28 0 1,055
日本組合基督教會 301 9 0 310
日本聖公會 532 12 1 545

 

整體而言,傳自日本的基督宗教之台裔信徒數極其稀少。矢內原忠雄指出日本宗教家未能獲得較多的台裔信徒的情形:「治台後,幾乎凡渡來之我國神道佛教及基督教,皆僅與移居之日本人有關,其活動未能及於台灣人、生蕃人(高山族)」25

信奉正教徒的台灣人人數也許不足以自誇,但若就台裔信徒數所占總信徒人數之比例而言,據我們所知,正教比起其他宗教比例來得高。然而,這無法單純拿來作比較,若考慮到正教比起其他宗教還晚開始在台傳道,就可以體會司祭和信徒們的努力。

正教會出現在政府公文記錄之中,是在進入大正時代(1912-1926年)之後。但我們可以確認,日裔正教徒早在明治時期(1868-1912年)就移居到此。1901年10月2日的《正教新報》中,報導於台灣信徒齊藤約翰(參吉)弟兄住處成立台北教會一事26。當時決定,每個月聚會一或兩次,且進行傳道,相互勉勵彼此的屬靈生活。雖未等到日本教區派遣司祭就開始聚會,但此舉可以算是台灣傳道事工的一大步。

1901年湯川神父的信徒名冊中,一共有29人27,且名冊上的資料可能有遺漏,所以實際人數應比名冊上人數多。依名冊紀錄:男性有21人,女性有8人;依地區區分,台北府的信徒有18人、台北縣4人、台中縣3人、台南縣4人。信徒職業雖不詳,但從名冊所載之地址推測:擔任官吏者一共有8人、軍事人員共3人、警察人員3人、從事民間企業者3人、自行開店者2人,其他則不明。

 

負責團結、約束這些初期信徒的人,即是前述之松平傳道士。他每年所寫的請願書,被聖尼古拉稱讚「文筆相當出色」28。松平弟兄為橫跨明治、大正年間的活躍人物。

根據湯川神父名冊29,1858年(安政5年)松平弟兄出生於東京府,職業為接骨醫生。他的妻子及小孩三男二女亦載於名冊之家人欄中。前妻瑪利亞是一位接生婆,長子(第二的孩子)慶獻於台灣銀行工作,次子(第四個孩子)慶輝也在後來縱橫於商業界。由《正教新報》可知,松平弟兄移居來台似乎是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一年。我們雖不清楚他之前是否也是接骨醫生,但以下紀錄值得參考:「松平傳道士於日本本土離職前後之情形姑且不論,爾來即頻繁向本正教顯露其所望,且我等當念及松平傳道士具特別傳道才能」30。松平原姓為丹羽,曾為傳道士。上文中提到的「特別傳道才能」,可由他在台參與之傳道活動佳績中略知一二。

自1916年(大正5年)年末,《台灣日日新報》幾乎每週日報導正教的傳道情形,此時的傳道士即是松平雅柯夫。由報導中所指出之聚會場所——「八甲莊」,我們可知是當時是在松平雅柯夫弟兄位於「台北廳艋舺八甲莊136番地」的住處聚會。其中還可以看到以下報導:「基督(正)教徒之宇宙觀」(1917年4月1日)、「忠君愛國」(同年10月31日天長節祝賀感謝祈禱講道詞)、「耶路撒冷收復乃全世界基督教徒之喜悅」(同年12月25日聖地收復感謝祈禱會賀詞)。

 

《正教時報》曾如此報導松平雅柯夫對傳道事工的熱誠。

該台北正教會於大正五年(1916年)十二月十三日設立(重建1901年創立的堂區),已經歷一年之風霜,雖其日尚淺,於滿週年之前後,竟舉辦三回浸禮,共有三十五名受浸者。目前松平傳道士於市內信徒或有志者家中所開設的信仰課程,每日各有五、六回,少則二、三回。松平傳道士至今雖年已六十,身體依然強健,直凌壯者之上。復具勇氣,夜以繼日,東奔西走,席未及暖,以獻身之自給,致力宣傳福音。至今已有三十餘名新慕道者,其進步發展之勢,猶仍強勁(…)31

1917年1月15日,松平傳道士收到了「台北基督正教會」的在台登記證。1916年12月19日松平傳道士提出宗教團體(當時稱之為「教務」)之設立申請,而台北廳長加福豐次則於1月15日核准。除此之外,1917年7月17日的《台灣日日新報》第7面,也有台北基督正教姐妹會開幕典禮的相關報導,以下為該報導之節錄:

此回台北基督正教會姐妹等團結一致,一同設立台北基督正教姐妹會。該會將以傳道、教育、慈善、矯正社會及國家風氣,並鼓勵禁酒、禁煙作為目的(…)決定邀請傳道士松平慶宏氏為講師(…)

聚會場所為八甲莊——松平傳道士自宅。對剛重建堂區不久的台北基督正教會而言,初期無疑是最關鍵的,而松平傳道士的貢獻在教會初期備受矚目。相較於嘉義真木司祭之動向幾乎沒被報導的情況下,松平傳道士給人一種承擔起台灣正教會之重責大任的強烈印象。然而進入昭和時期後,他和家人們的名字隨即從《正教時報》上消失。昭和2年(1927年)的《基督教年鑑》中,也沒有松平傳道士的名字32。我們並不清楚松平傳道士在台灣待到何時,但家族全員一起搬回日本的可能性很高。

如前所述,真木神父過世後,高井神父再度負責台灣傳事工。就目前所知,高井神父在進入昭和時期後:1932年10月22日到12月8日,及1934年11月16日到12月15日,曾兩度到台灣服事。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住在台北的信徒有34戶,而高井神父曾和其中的17戶共50餘名信徒會面33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昭和時期居住於台灣的信徒中,可以找到幾個俄羅斯的姓氏:列昂諾夫、涅瓦奧林、葉戈里切夫、維里切夫斯基四人。其中還有與這些信徒一共居住在台的家人,如:葉戈里切夫的三名子女都受過浸禮,所以實際的人數應該更多。但關於他們的經歷、職業,《正教時報》沒有任何記載。

關於在台的俄國人,目前尚未有過任何研究,而實際情形更無法掌握。1925年4月9日《台灣日日新報》,曾有題為〈尚留在台灣島的俄國商人三十名〉的報導。根據該報導,有大量曾支持白軍的俄羅斯人居留在台灣。據說光是俄羅斯商人就有100名以上,但之後他們離開了台灣。到1925年,尚有30名左右留在台灣34

以下是根據總督府《台灣現勢要覽》製作的表格。雖然和《台灣日日新報》的人數相異,仍可供參考,以下是在台俄羅斯人(蘇聯人)的人數35

俄羅斯人(蘇聯人) 滯留外國人
1920年 2人 23,664人
1930年 7人 45,771人
1935年 10人(男7、女3) 54,109人

 

1935年,滯留在台之外國人中的10名蘇聯人,是否就是葉戈里切夫一家人?這是有待今後繼續深究的問題。

 

結語

「我國國民至目前為止,不得不向異邦人傳道之原因何在,實為應慎重考究之課題(…)」36矢內原先生雖然指出來自日本本土的宗教在台進展不順利,卻沒有解釋原因。正教的傳道事工在戰前的台灣,即使含蓄地說,扎根還不算深,因此筆者欲提出若干原因作為本文之總結。

高井神父1932年的來台傳道筆記之最後曾這樣寫道:「此次來台給了遭捨棄多年之台灣信徒諸多安慰,吾應感謝上帝」37。然而,他們並非被捨棄。人們應該記得真木神父和松平傳道士的努力,這兩人以一種分棲共存的形式,分擔了台灣正教會的牧靈及傳道事工。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舉出一些問題:松平弟兄的傳道士身份,相較於常駐司祭,欠缺牧靈指導權威,使得當時教會沒有充分的組織性。

經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松平傳道士曾建議從在台信徒那,每個月收取一共20到25日圓,以供司祭運用。然而,與明治到大正中期一個銀行行員一開始的薪資相比(35到40日圓),司祭的薪資顯然過低38。即使依靠來自日本基督復活主教座堂的資助金,受到日俄戰爭、俄國革命的直接影響,正教會的財政狀況也無餘裕。大正時代(1912-1926年),因松平傳道士對教會的供給,而支撐了台北教會。一般認為,與依靠東京主教座堂資助月費的真木司祭相比,松平傳道士在經濟上恐怕比他更加寬裕,同時這也是松平弟兄傳道活動得以興旺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這是否也造成他和真木神父關係微妙的原因?

除此之外,整個日本正教會之影響力逐漸下降、總督府的宗教政策都可以視為正教會之所以無法在台深入扎根的原因。本文因篇幅有限,無法對其原因個別考究。目前這些原因仍為「應考究之課題」,希望能於他稿再論。